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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大維,1983年生于北京,司職前鋒、右邊前衛,少年時期赴巴西留洋三年,職業生涯先后效力于申花、中邦、聯成、南昌,歷經國少、國奧、國足錘煉,輾轉中超、中甲、澳洲及新加坡聯賽。退役后創辦青訓營,擔任足球教師。


      10歲的時候,我跟球隊一起拿到了三連冠。

      當時,什剎海體校的足球隊按年齡分大隊和小隊,大隊當時有徐云龍,他是隊長。我們那屆小隊參加北京市聯賽,連續三年蟬聯冠軍。1993年,小學畢業的我面臨兩個選擇:人大附中,三高足球基地;西城區的七中,足球傳統項目重點校。

      隊友張辛昕就選擇了人大附,我隨大流進了七中,也沒想過成為一名職業球員。直到13歲那年,看到報紙上刊登的上海申花面向全國青少年的足球選拔賽通告——被選中的可以去巴西留學三年。組織者是申花董事長郁知非和中國足校校長王軍。當時,健力寶留洋巴西的新聞也在報紙上炒得熱火朝天。

      實際上,我在國安少年隊也有出國鍛煉的機會。當時楊晨轉會法蘭克福簽訂了額外的協議——選派國安小球員去德國進行半年培訓,邵佳一那時候就去了法蘭克福,如果我選擇留在北京,也有機會。

      但我覺得半年也太短了,在我眼里,像健力寶隊員一樣出國踢球才算是實現足球夢想。于是,我說服我媽買了兩張火車票,帶著我去參選。火車一路開,到站后我們直奔球場,因為選拔賽說話就開始了,上萬人報名,分組對抗。

      我一上場,誰都不認識我,沒人傳球。我本來位置是前鋒,踢著踢著變成中后衛了。最后幾分鐘,我在后場禁區里搶到了球,從前到后把所有對方的人過了一遍,進了一個。因為這個進球,我和申花、巴西、中國足球都結下了不解之緣。

      13歲到16歲,我在圣保羅青訓基地,和卡卡一起踢。

      我們20個小隊員外加巴西教練、中方教練,組成這支申花遠征軍。巴西當時的社會秩序很混亂,出了訓練基地就可能碰上持槍搶劫。所以只能采取封閉式的管理方式,集體出門、集體回來。

      青訓基地被鐵絲網包圍著,有一次我們看到基地外有個巴西小孩在放牛,叫他進來一起。他翻過網,光著腳跟我們踢,水平和我們差不多,也許比一些球員還更厲害,只是沒有接受過專業訓練。

      天才眾多,眉清目秀的卡卡在隊里不出眾。當時的風格是“馬季奇”。我們后來看電視,發現他去米蘭了,速度快多了,變成“張呈棟”了。他在巴西踢后腰,體能超強,攔截、接球傳球、組織;在意大利,他的位置是前腰,攻擊型中場甚至前鋒。

      卡卡的改變,也扭轉了我的青訓理念。國外的青訓教練不著急,他們花費更多的精力開發青少年在足球場上的創造力和攻防意識。我們往往在球員還沒發育的時候就給他一個足球場上的定位。這是中國青訓的一個誤區,或者說急功近利的表現。

      圣保羅俱樂部擁有不下20支青訓隊伍,卡卡在水平最拔尖的那個梯隊里。后來國際米蘭的阿德里亞諾、皇家馬德里的巴普蒂斯塔也里面。常規情況下,我們申花遠征軍20人組隊。但有時候圣保羅會從我們當中挑三、四個人到卡卡隊,一起出去比賽。

      我在后來的職業生涯里踢過中超、亞冠,但最令我印象深刻還是圣保羅州地區青年聯賽。加上我們三、四個中國人,那支參賽隊伍有30人。一開始根本沒想到巴西教練派我們上場,畢竟那么多巴西人還都進不了首發。

      印象里是對著帕爾梅拉斯隊的那場,開賽前主力右邊前衛受傷了,教練就把同位置的我頂上去。那是我第一次在上萬人的球場里比賽,對手是巴西最頂尖的同齡人。

      感謝那個受傷的右邊前衛,我獲得了連續首發的機會。我當時一直穿42號的膠釘球鞋,有一場比賽下雨,只能管別人借了一雙鐵釘鞋,鞋小,踢完兩個大拇腳趾指甲蓋都頂紫了。

      我去找教練,說我受傷了,疼。教練把隊醫叫過來,他拿了一個粗針管,卸了針頭,杵進我指甲里,活生生把淤血給擠出來。我幾乎疼暈了,腦海里浮現了渣滓洞審犯人的畫面。第二天本以為能歇一天,結果教練找了一雙44的鞋,告訴我:你就穿這個上,疼點也沒事,只要不傷筋動骨,足球就能踢。

      腳踩在草皮上已經木了,我就這樣穿著這雙大鞋,踢完了這次系列賽。直到經歷過這些,我才明白,足球在巴西不是游戲。

      巴西青訓營是國際足聯金球獎提名的大戶。但卡卡這樣出身中產階級的球員鳳毛麟角。當時巴西的貧富差距太大了,窮人脫貧,要么販毒,要么踢球。我們背后有俱樂部、父母的支持,真的很幸福了。

      在圣保羅基地門口,每天都有300多人在排隊,有個人負責登記:名字、年齡、住址、聯系方式,然后分到各個隊去試訓,這半天或者說一場球,看你行,明天再來,不行就回家,沒機會了。明天又是300多人,又是分撥比賽,就這樣循環,堅持下來就有機會住進宿舍,甚至領工資一家人用孩子踢球的工資就能過活十幾歲的孩子就能養家了。

      我記得,當時有個十五歲的孩子已經簽合同、拿年薪了,后來被阿賈克斯看中,出價50萬美元;圣保羅不答應,說300萬。他有時候和預備隊一起比賽,我們坐在場邊看,就像后來在電視上看巴塞羅那的羅納爾迪尼奧的感覺一模一樣——這球該傳,他過人了,還能這么過人?這球該過人,他射門了,這也能進?

      巴西教練不會教你怎么過人,他們在家里或者大街上自己就學會了。就像我們包餃子,看著爸媽揉面、做餡,怎么包你上手可能就會了。

      巴西教練用數據統計說話,他會告訴一個年輕后衛,你這場搶斷幾次、爭頭球成功幾次、解圍幾次,傳球成功率是多少。然后你就明白,自己距離世界上最好的后衛差距在哪。

      中國教練會手把手教你射門、停球。我們有些業余球員基本功很好,但踢不了職業比賽。足球是需要理解力的,有些幾歲的孩子,你告訴他踢球要抬頭、把球用最快的速度轉移給位置最好的隊友,他就能明白;可有些人踢到60歲,他也還是只會悶頭盤帶。

      如果中國專業的教練更多些,現在拿著足球跳健美操的現象就會少些吧。我們是引進了一些國外的高水平教練,他教你怎么罰任意球,我們的翻譯一聽freekick,說隨便踢。這太可笑了。更可怕的是,有些翻譯根本不聽外教的,他告訴你全是他自己的足球理念。

      打比方說,足球青訓在國外可能已經修好了高速公路,你在上面開車踩油門就行了;我們面前像有一座大山,現在修了幾條土,大部分人還在山里轉悠。

      現在的中國隊11個人身體類型和技術特點相差不大,沒有中國梅西也沒有中國C羅,球員在場上的創造力不足,自己想法更少,按教練的要求去處理球的時候更多。用巴西教練的話說,一場比賽22個人踢,但真正決定勝負的只有一兩個人。亞洲杯上我們對澳大利亞,卡希爾的表現不是一個普通球員能做到的中國足球現在急缺球星

      回國后踢的第一年職業聯賽是末代甲A,申花教練是吳金貴,上過3場球。非典時期,基地封閉,我們這支遠征軍經常和一隊進行對抗,勝多負少

      比我們年長一兩歲的球員幾乎都是徐根寶的弟子,根寶青訓成才率很高,早前的范志毅、孫吉、孫祥到現在的武磊、張琳芃,都是他的學生。從他們那里,我對魔鬼訓練有所耳聞。魔鬼訓練可能是中國足球過去20年努力向前的一個代名詞。我親身體驗,是在2003年國奧隊備戰雅典奧運資格賽時期。

      毛家灣集訓,從每天的訓練量上,我們都能感受到來自全國人民的期望有多大。早晨8點一睜眼,不需要刷牙就先來個1萬米,腿受傷了不能跑就在場邊跟著擺臂,9點回去洗澡、吃飯,12點開始技戰術訓練、兩個小時,中午吃飯、午休;下午4點到6點半分組對抗,然后60個折返跑,半個小時健身房,8點吃晚飯,9點開會,領導可能會過來;到10點,我們請了體院的按摩師,但大部分人躺在按摩床上就睡著了。一睜眼8點,又是1萬米。周而復始,一個月。

      西班牙拉練,去了一個海灘城市,下飛機后換上國家隊的衣服,在海灘上進行跑步恢復性訓練。海灘是裸曬日光浴場,男男女女光著身子在曬太陽,我們20多個18多的中國人,跑得塵土飛揚,因為在巴西留學的緣故,會說葡萄牙語的我也能聽懂一些西班牙語——當地人裹著浴巾站起來聊:這是中國的軍隊來西班牙了嗎?

      和酒店的經理聊天,他問了我一個很尷尬的問題:你們早上8點出去訓練,晚上6點才回來,真的很勤奮。我們西班牙的球員下午4點才出去,踢一兩個小時就回來了。你們怎么還踢不過他們呢?

      的確,那屆國奧隊后來成績不佳,沒能進入奧運會。但國內外的這次緊張備戰,讓我在緊接著那個中超賽季體能充沛,在場上感覺游刃有余。這是完全不同于以往在巴西訓練的一段經歷。

      27歲,我退役了。

      當你12歲開始踢球,缺少文化課和社會交流,老板突然給你減薪,2萬變成8千,有的球員也不得不接受。因為他沒有別的生存技能。職業球員恐懼退役的到來,轉型太難了。

      過去中國球員在轉會上沒有自由可言,即使合同到期你不去續約,也沒辦法離開俱樂部。因為轉會牌照不在球員手里。我到澳洲試訓,后來也去過新加坡,最后到中甲,代表南昌踢了一年。

      南昌當時是中甲里具備沖超資格的球隊,算是準中超球隊,但球隊當時的職業化水平還比較低。球隊的主場是當地一所大學的空地改建的,球員就住在大學的招待所里。

      但在這方面也不能奢求過多。中國的足球俱樂部,有幾個擁有自己的青訓基地呢?國安、魯能、恒大、綠城已經算是碩果僅存了。

      如果說中超在職業化程度上算“五星級酒店”的話,中甲球隊就只能算是“路邊攤”了。中國職業俱樂部之間的落差非常大。

      舉個例子,在申花,伙食里要是有紅燒肉、蛋糕、碳酸飲料,外教可能會氣得把廚房拆了,“他們是職業球員,怎么能吃這些呢?”在中甲的一些俱樂部,去客場比賽可能有口吃的就不錯了。

      中甲一年,我對職業足壇心灰意冷。離開之前,我做好了準備,看書、學英語、攢錢。是時候換一種活法了。

      退役之后,生意之外,我成為一名校園足球的青訓教練,嘗試著培養中國的卡卡,不收費。

      我篤信兩點。一,足球不只是身體對抗,而是意識和思維的碰撞,因此我把自己16歲時在巴西的收獲傳授給這批9-10歲的孩子;二,足球不是訓練練出來的,而是比賽踢出來的。所以我借助校方、家長和社會各界的力量,尋找比賽的機會。

      我曾經一度打算去公立學校,但沒有一個校長能滿足下午半天時間的訓練要求,孩子們的學業太重。于是,我找到了郊區的一所國際學校。

      我們小時候是窮孩子踢球,出國留學拿1萬塊,家里真拿不起,東湊西湊。但我現在挑了一所家長不差錢的學校做足球青訓孩子們的家境相對優越,但對于足球的夢想特別單純。有個10歲的隊員一心想歐洲踢球,家里有保姆,但自己學做飯、洗衣服,立志一個人去闖蕩。

      家長們也很支持我的工作,有父母看下雨了,問我還訓練嗎?我說,下雨吃飯嗎,吃飯的話就得訓練。他們說沒問題,聽你的。

      學校里有一塊400米的標準足球場,還有一室內的足球、籃球綜合館,游泳池、健身房也齊備。我一開始覺得條件已經非常優越了。但我去到德國、英國的國際學校交流比賽,他們的生源不到我們的五分之一,但學校里至少5塊足球場。

      我一直都沒回什剎海體校,因為當年的足球場早就拆了。中國足球曾有過一段低谷,但最近這一陣足球的春風吹過來,很多人搖身一變,成了青少年足球的教練,每天帶1小時課就能有幾百塊的收入。但足球青訓的成功不是課外補習班、興趣班就能完成的。

      我帶隊三個月的時候去奧體中心,碰上一隊同年齡段的球員,踢了他們8-0,對方教練告訴我,一周兩次的訓練頻率,他們已經練了4年。此前,習大大的母校、八一中學的足球隊去日本交流比賽,輸給了東京FC青訓隊,0-18今年夏天,我會帶隊去日本,試試我們的實力。

      明年,我們要去哥斯達黎加踢青年錦標賽,他們的國家隊在巴西世界杯上表現突出,但其實國內的足球場是中國援建的。這個中美洲國家剛剛和我們建交,還沒有辦法辦理簽證,哥斯達黎加駐中國大使是個鐵桿球迷,跟米盧是好哥們,他很希望促成這次比賽,答應我讓他們的總統發出邀請函,請我們去踢球。

      現在,我每天開車從市區到郊區,付出時間和精力,帶這些孩子們訓練、比賽。我的孩子出生那天,我還在足球場上,沒有影響一分鐘的訓練。走到今天,也不知道是足球欠我的,還是我欠足球的,總之,我很享受現在青訓教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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